耍猴人苦与乐
在这场波折的前两天，鲍凤山兄弟和2名同伴，6只猴子来到牡丹江市。猴子怕热，这里凉爽的天气有利于猴子们表演。
在距离文化广场不远的城中村的小旅馆，为了省钱，四人和六只猴子挤在两间10平米左右的房间里，每晚每人15元。关在笼子里的猴子，就地大小便，浓重的气味弥漫在房间里。
“但总比住涵洞舒服。”鲍凤山说。近两年，由于出门坐大客车，带不了太多行李，他们开始住旅馆。但2012年以前，他们一直住在涵洞、大桥下，随身带着被褥，用塑料布搭建帐篷。锅都是随身背着，找几块砖头，从野地里捡柴火，就可以生火做饭。
鲍凤山兄弟和两个同伴的家乡——新野县樊集乡鲍湾村，是传统的耍猴之乡，目前村里有近千人耍猴。在过去的30多年里，鲍氏兄弟带着猴子跑遍了中国20多个省份。他们只在秋收和春节回乡呆很短的时间。
外出耍猴，唯一的目的就是“挣钱”。鲍凤山的老邻居，58岁的耍猴艺人杨林贵说，上世纪80年代，耍猴人表演一天最多可以挣到10元钱;上世纪90年代能挣40多元，这是一笔可观的收入，“几乎家家户户出去耍猴”。如今一天也能挣一百多元，“比种地强多了”。这也使得鲍湾村在上世纪90年代，就比周边村子富裕。
耍猴艺人的街头表演，收入全凭运气，“给不给靠观众自愿，不给也没办法，走江湖得忍气吞声，最少一天连顿饭钱都挣不出。”杨林贵说。闯荡江湖30多年，杨林贵总结出一套经验：江浙沪和广东老板多，出手大方。
长期漂泊中，耍猴人与猴之间产生了亲切的依赖感。新野耍猴人有条不成文的行规，表演结束后，人猴同食，而且第一碗饭先盛给猴吃，以示慰劳。“我们靠猴吃饭，不能亏待了它。”杨林贵说。
在牡丹江的表演间隙，鲍凤山会让阿丹拧开一瓶矿泉水，猴一口，人一口，“它就是不会说话一身毛的人。”
鲍凤山觉得与猴相处轻松快乐，收入也不错，但这一行苦处也不少。最让耍猴人难过的是，他们经常像乞丐一样被驱赶，有时候还会挨打。有一次，鲍凤山表演完之后，向观众讨钱，被一名东北大汉辱骂，“要钱老子削死你”。
2003年在保定庙会上，杨林贵的同伴因为跟一名看表演的妇女要5毛钱，被妇女用砖头砸伤，头部缝了15针。
最糟糕的时候，耍猴人甚至连猴都保不住。杨林贵记得，2000年他在成都火车北站表演时，就被综治办没收了7只猴子，“7只猴相当于两年的收入，我讨饭扒车才回到新野。”
但耍猴艺人并不太爱谈这些不愉快的遭遇：“走江湖讨生活，遇事得忍气吞声，挣钱回家才是正理儿。”
候鸟一样迁徙
鲍氏兄弟从家里出发前往牡丹江是6月26日，农历五月二十九。“三六九，往外走”，这是看过黄历精心挑选的日子。
出发这天，正堂前供奉着财神像，鲍凤山兄弟牵着猴子，烧香磕头。鲍凤山说，每次外出耍猴前，都会举办这个仪式，“保佑人猴平安，多挣些钱”。
不仅鲍家，在鲍湾村，这几乎是耍猴艺人出发前必不可少的仪式。鲍凤山和弟弟年轻时，跟着父亲走南闯北，耍猴卖艺，就遵循这套仪式。
仪式结束后，鲍氏兄弟和三只猴子——阿丹，一只毛发深黄油亮、站起来一米多高的健硕公猴，以及它的一对儿女，搭上了长途客车。
这趟长途车要坐48小时，关在笼子里的猴子，像行李一样放在汽车底部的行李箱中。到了沈阳汽车站，打开行李舱盖，三只猴子撅嘴发出“嗷嗷”的叫喊。“这是猴子渴了。”弟弟鲍庆山赶紧给猴子喂水。
这样的旅途对于耍猴人和猴子来说，都十分辛苦，但鲍凤山觉得这已是“豪华之旅”了。
为了省钱，2012年以前，耍猴人出行往往要扒火车。这一方式危险且艰辛，不少耍猴人为此付出生命代价。
鲍凤山说，当时他和弟弟要挑着担子，背着锅和被子，牵着猴子和狗，躲藏在南阳或襄阳火车编组站附近，等待运送货物的火车进站。在火车启动瞬间，他们爬上火车铁皮货厢，去往全国各地。像这样的旅行，鲍氏兄弟已经持续30多年了。
据《中国国家地理》杂志摄影师马宏杰此前报道，1995年，耍猴艺人张云遥在杭州站铁路旁准备过铁路扒车的时候，被列车轧为两截。2000年7月，耍猴人冀太勤扒车走到沈阳苏家屯编组站时，列车突然停车，巨大惯性将车厢货物撞向前面，导致他终身残废。
而更早的时候，鲍湾村耍猴人要靠步行外出。耍猴近30年的杨林贵说，他的父辈都是挑着担子，步行外出，“走到哪里耍到哪里”，所以早期的耍猴人也叫“挑子”。
如今，交通方便了，耍猴人的脚步走得更远了。他们的生活，就像候鸟迁徙一样，每年天气冷的时候，会到南方去，天热的时候，就到北方。
而鲍湾村是耍猴人永远的起点。因为耍猴人是农民，每年收麦秋种时节，不管离家多远，他们都会回来种地收庄稼。
10月13日，鲍凤山兄弟二人在地里收花生。傍晚回家后，鲍庆山抓起一把新鲜的花生丢到笼子里，两只小猴欢呼雀跃，把花生磕得“咔吧”响。
耍猴人的故乡
鲍湾村，新野县城北16公里的小村，紧邻白河。沙质土壤令这里农作物生长匮乏，人多地少使村民们找到了另一条谋生出路——“耍猴”。因此，鲍湾村成为远近闻名的耍猴村，几乎家家户户都会耍猴。
10月13日，通往鲍湾村的村道上，晾晒着新收的花生，因今年大旱后又遭遇洪涝，花生颗粒瘦小，收成不好。
在鲍湾村猴戏大舞台，在一群猴子的观望下，一名邝姓耍猴人在教三只猴子匍匐前进，他使出一个眼色，一只猴子突然跃起，踹在前面猴子的屁股上。邝师傅嘿嘿一笑，“刚开始驯，猴子还没驯好。”
新野猴艺的渊源，并没有完全明确的考证。编著《厚重新野》一书、曾对猴艺文化研究多年的葛磊认为，新野出土的汉代画砖上，有人、猴、狗一起狩猎、嬉戏的画面，“新野猴艺可以追溯至此。”此后，也有《西游记》作者吴承恩在此获得灵感的说法，但多不可考。
64岁的耍猴人杨志合记得，“文革”后出现了第一批耍猴人，他在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耍猴，算是第二代，据其估计，彼时新野耍猴人近万人。
鲍家兄弟也是在上世纪80年代子承父业的，分家时父亲给兄弟俩一人一只猴子。
鲍湾村的猴子几乎全是猕猴，国家二级保护动物，耍猴艺人都拥有河南省林业厅制发的《猕猴驯养繁殖许可证》，可以合法驯养。
现在，一些耍猴艺人也开始转型开猴场，做起了驯猴师。在村东头的田地里，耍猴人专门立了一座猴王庙，大年初一和十五会有人来祭拜。靠近猴王庙就有两家猴场。
其中一家猴场的老板黄爱青早期也是一名耍猴艺人。他从小跟着他的叔叔耍猴，并成为村里最先富裕的一批人。现在，他的猴场养着三百多只猴子，不用再四处奔波。
猴场里几排白墙红瓦的瓦房是猴舍。瓦房的矮墙上安着铁栅栏，几只猴子探出头来。
“猴场的猴子目前主要供应科研单位和公园景区。”黄爱青说。现在耍猴人的猴子，都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。
黄爱青觉得，耍猴吃苦多收入少，街头卖艺常被人看不起，年轻人已经不愿意学了，耍猴人也越来越少。
“非遗”末路?
9月29日，鲍凤山兄弟回到鲍湾村，与以往不同，这次并无久别还乡的喜悦。
鲍凤山放下行李，直接去了地里摘花生。因为被刑拘54天，他错过了秋收，花生在地里已经发了芽。
两人回家前，因耍猴被刑拘的消息，已在村子流传。村里不少耍猴人都前来询问究竟，他们都担心未来外出耍猴是否会有法律风险。
新野猴戏在2009年5月入选了第二批河南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”。当地民众和政府都十分看重这一名片。
为了让猴艺适应时代需要可持续发展，新野林业局主管的新野猕猴艺术协会发起人黄爱青说，政府支持他们把猴艺由街头表演向景区、动物园表演，甚至与广告公司合作转型。
但是，杨林贵、杨志合、鲍凤山等第二代耍猴艺人，并不打算让自己的孩子继承猴艺，除了耍猴吃苦，收入不稳定，“不体面”也是一个重要原因。他们希望“孩子读书进城，做个体面人”。
杨林贵说，街头耍猴占地表演，近几年越来越被警察、城管驱赶，“城里人看我们就跟要饭的似的，没有什么尊严”。去年，他放弃了耍猴。
观众们对于耍猴的看法也不断改变。2011年鲍庆山在西安表演“猴子夺鞭”。在农村，这是最受观众青睐的节目——耍猴人将鞭子甩得震山响，在猴子身旁抽打，猴子则“疼”得嗷嗷乱叫。表演的高潮，被“鞭打”的猴子奋起反抗，夺下耍猴人的鞭子。
但是不少围观市民指责鲍庆山过于残忍，虐待动物，几个愤怒的小学生当场拨打了110，鲍庆山被警察驱离。这让他哭笑不得，“打猴子是假的，城里人太生气了，都没看出来。”
动物权益保护是世界潮流。2011年，美国一家马戏团在洛杉矶演出时，约有500人参加示威抗议动物表演;2012年，示威人数增加到了近1000人。今年10月，两名新野耍猴艺人在长沙车站北路耍猴时，被举报给长沙市林业局，林业执法人员以没有“野生动物运输证”，将他们驱离。
猴子阿丹死后，一手把它养大的鲍凤山陷入悲痛。为了不让哥哥伤心，弟弟鲍庆山将两只小猴放在自己家里。
10月14日，鲍庆山和鲍凤山找到新野县猕猴艺术协会，希望能找到一份在景区耍猴的工作。“阿丹是主角猴子，没了它，等于是断了演出的活路。”鲍庆山说。
